沸腾的佛子岭——佛子岭水库建设的回忆(汪胡桢)

2019-05-06 10:41 作者:超级管理员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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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佛子岭

佛子岭水库建设的回忆

汪胡桢

 

编者按:著名水利专家汪胡桢应《淮河志》编纂办公室约请,撰写的长篇治水回忆文章《沸腾的佛子岭》,全文除引言、尾声外,共分:一、水库建设在酝酿中;二、水库的勘测与设计;三、召开专家会议;四、新都市的崛起;五、建设大军云集佛子岭;六、佛子岭大学;七、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八、大坝从淠河上冉冉升起等八个问题。本书特选登其中几节,以飨读者。

胡耀邦同志曾在一份文件上指示说:“要奉劝老同志晚年写回忆录,不要留恋安排一个职务。这两者相比,前者对革命、对后代子孙的意义比后者大得多。”我们热忱希望全国水利战线上的广大职工,特别是长期从事水利事业的老同志、老专家,积极拿起笔来,热情地撰写治水回忆文章,总结治水经验,为水利建设和编纂江河志、水利志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来稿将陆续在本刊《治水回忆》专栏发表。

 

引  言

佛子岭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华东地区最早兴建的水库。当时我受党的委托,率领一批大学土木科毕业的学生及从未见过水库的工作人员进入了大别山区工地。在交通困难、施工机械缺乏的情况下,依靠党的领导与支持,用人民解放军“小米加步枪”的苦干精神,从一九五一年冬到一九五四年冬奋战了三年,大家不懂就学,懂了就闯,竟能如期建成了我国大地上从未有过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不仅当时国内水工界诧为奇迹,就是国外专家也表示饮佩。有人对政治委员张云峰说:“汪某不要头颅了,这样巨大的工程怎能在解放战争刚完成不久时进行。”沈崇刚同志曾说过,他在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工作时,设计院的院长来华参观了佛子岭连拱坝,回到苏联一看见他就向他致贺,翘起大拇指说:“连拱坝好,中国工程师了不起。确是有一手的!”

佛子岭主坝投资3800万元,从破土到竣工仅费时880天,也是后来水库建设中所不及的。

到今天(1984年)佛子岭水库竣工已满三十年了,它经过洪水与地震袭击多次的考验,仍像一座坚忍不拔的长城屹立于河上。为此,我特写此回忆录,以志当时创业的经过。

 

水库建设在酝酿中

佛子岭的勘测设计工作开始于1949年冬。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在陈毅、曾山等同志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华东水利部,聘民主人士冷遹为部长,刘宠光、钱正英为副部长。那时我正在杭州浙江大学任教,在新学期开始后,授课仅三个月时,即被征调到华东水利部任副部长,次年我和刘宠光赴南京成立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并于郑州、蚌埠、扬州各成立上、中、下游三个分局。决定就淮河水系上游山区建设蓄洪水库,达到防洪和开发灌溉、航运、水电等综合利用的目标。当时商定河南省境内山区水库的勘测、设计及施工工作由上游局负责,安徽省境内淠河东支上的佛子岭水库,西支上的长竹园水库(后改称响洪甸水库)和史河上的梅山水库由总局负责。未几,总局迁到蚌埠与中游局合并,华东水利部又在蚌埠成立治淮委员会,由曾山任主任,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兼任副主任,吴觉为秘书长,把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改为淮委的工程部,我与钱正英为工程部的正副部长,我便与钱正英、王祖烈等制定治淮总体规划,定名为《治淮方略》。在《方略》中始具体列出各山区水库的名称;佛子岭水库列名于正式文件中是以此为始。

《治淮方略》订立后,即经淮委各领导表示同意,但为了郑重起见,曾山同志特率领钱正英和我在津浦路的列车后附挂专用车厢,专程去北京向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作汇报。

当时周总理等领导同志都按战争时的习惯于夜间办公,在白昼休息。我们乘坐列车半夜到了北京,中央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和政务院的秘书即在车站相迎,同往中南海周总理的办公室。周总理的办公室设在一所长有许多树木的院子里,一条通道直通北屋。我们先到中间的会客室,把《治淮方略》的图表铺在会议桌上,因总图尺寸过大,桌上放不下,就铺在屋内的砖地上,既毕,秘书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就从西间屋子缓步而出,先和曾山同志握手寒喧了几句,再由曾山同志把我和钱正英介绍和他握手相见。就座后,由钱正英以非常清晰且有条理的语言,不看稿件向总理扼要作《治淮方略》的报告。周总理注意谛听,又频频点首。我仅在谈到工程位置时,在图上指出,阅看总图时,大家就都蹲在图周的地上,周总理也俯身趴在地上细看图上的注字,并提出问题,由钱正英和我一一作了回答。

汇报毕,周总理说:“这个《方略》我已大体了解了,原则上认为可行,可让李葆华同志拿到中央水利部去报告傅作义部长,再叫专家们详细审核,由部下达正式的指示。”我们即收拾铺开的图表,连同《方略》交给了李葆华同志,辞出到前门东车站上了专用车厢去休息,次日即返蚌埠。我在1917年到1919年间曾在北京工作,屈指已经三十多年了,但这次来京,竟没有用脚踏上北京的马路走一步。

 

水库的勘测与设计

1950年11月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期间,我便赴杭州与浙江省地质局朱庭祜局长订立协议,由该局派盛莘夫工程师率队到大别山中作佛子岭、长竹园两水库的初步地质查勘。未几,华东水利部又与燃料工业部的水力发电总局及农林部合组调查队到大别山中查勘水库位置,肯定佛子岭地区可建蓄洪的水库。1951年4月至6月,淮委亦请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工程师谷德振和戴广秀到大别山作佛子岭等水库的地质调查,并对佛子岭等坝提出四个可供选择的坝址,供进一步开展钻探工作之用。

佛子岭等水库的地形测量是由淮委工程部组成两个地形测量队进行的,由范学斌、王绍廉同志领导,对水库库区用三角及导线做了小比例尺的地形图,对坝址用导线测量做了大比例尺的地形图。在库区测量时又作了淹没损失的调查。

那时大别山区树木茂盛而人烟稀少,豹子和野猪常昼伏夜出。一天测量队穿过丛林时见有一对黄色毛茸茸的小动物正在追逐嬉戏,一位年轻的队员喊道:“看,好一对小猫咪。”队长看到了便说“把它们捉回家去”。两人就上前把这对“小猫咪”捉了起来,放在各人的挎包里。这对“小猫”在宿营地里长得很快,特别喜欢绕在队员的腿下打转。有一天一个队员正蹲在地上洗衣服,一只“小猫”为了讨好他,用身子擦他的后臂,因用力过大,使这位队员跌进洗衣盆里。从此,队里的人都怀疑这对“小猫”是一对小豹子,还看到“小猫”皮里已发现白色斑点,更使人深信它们是金钱豹,养着当有后患,因为又不宜把它们放回山里去,只得把它们送往合肥逍遥津公园去饲养。

从测量的结果,水库的面积、库容以及淹没损失都得到确切的数据,对于坝址也画出了精确的平面及纵断面图。那时淮委工程部已派设计人员到佛子岭工地开展工作,由须恺工程师作出堆石坝、土坝、重力坝的初步方案。我和技术员朱起凤在工程部做了连拱坝、平板坝的方案。对每种坝都计算出工程量,并由戴祁工程师从当时仅有的一些水文资料定出坝顶高程为海拔130米及防洪和兴利库容。

那时我国水利工程师大都熟悉治河工程学,而对各种拦河坝型都很生疏,幸亏工程部里雇有木匠雷宗保,可把各种坝型做成模型。他早年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李仪祉先生指导做过各种水工模型(包括拦河坝在内),并建成陈列室,供教学之用,大家都称他“小木匠”或“样子雷”。我便请他用木料、石膏、铁皮及油漆等做材料,把每种坝型做了一个相同比例尺的整体模型及横剖面模型。这批模型果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大家对水库与拦河坝有直观的认识。我曾借助这些模型向淮委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也给华东水利部及淮委全体职工作了演讲,也曾携带模型到各高等学校土木科做过报告。在1951年11月12日于佛子岭工地召开专家会议时,这些模型很受到各专家的称赏。

 

召开专家会议

在佛子岭水库勘测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就写出《佛子岭水库计划书》推荐连拱坝的坝型。那时世界上连拱坝还出世不久,仅美国及非洲法属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各有一个成例。淮委及华东水利部的技术人员对连拱坝都不敢发表意见,仅何家濂同志曾去美国见过这个坝型,对我的计划表示非常赞成。淮委秘书长吴觉对我说:“如佛子岭水库采取连拱坝型,各级领导同志都无法表态,他建议由淮委在佛子岭召集一次专家会议,听听国内专家们的意见,让各级领导同志心中有数,好下决心,最后可请中央水利部批准你的规划。”我当时就和吴觉秘书长拟定参加专家会议的专家名单,由他发电邀请,在名单中包括茅以升、钱令希、黄文熙、黄万里、张光斗、须恺、谷德振等。

专家会议于1951年11月12日在佛子岭工地的一所草屋里召开了,因为有图纸与模型及工程量估算表、优缺点比较表等为助,专家们都很容易明了连拱坝在好、快、省方面占有突出的优势。在三天的讨论后,大家几乎一致主张采用连拱坝的坝型,仅有二位同志提出了意见。如遇横向地震坝体稳定必须完全保证,因地震计算需要时间,故当时钱令希与黄文熙两位专家都表示回去后对坝垛的侧向地震作详细力学分析。后来这两位同志都把分析研究结果写成论文送给我们。根据分析结果,他们都肯定计划中的坝体在九级地震时稳定方面没有问题。那时苏联葛里兴教授著的《水工建筑物》初版刚寄到我国,张光斗同志从北京南来佛子岭时便在列车上择要阅读过。因他看到葛里兴书中对重力坝廊道到上游坝面间的距离与水头比率有明确的规定,认为连拱坝设计中的面板必须加厚,否则难免渗漏。但我查看美国及法属阿尔及利亚两个连拱坝的资料后,发觉这个比率都较小,完成后都不渗水,故知葛里兴的规定偏于安全。后来佛子岭水库建成蓄水后,面板中果然没有发生渗漏现象,证明设计的混凝土面板厚度是能足够防止渗漏的。

在专家会议上黄万里教授对几种坝型做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他走到会议桌旁立定,把两臂交叉于胸前,蹲在地上作马势,说:“土坝、堆石坝及混凝土重力坝都是这样的形象,把全身的重量团聚起来,靠坝底发生的摩擦力,使水库的水压不能推动它们,在原则上利用的仅仅是坝体材料的重量而不是材料的强度,仅重力坝靠致密的混凝土来阻止渗漏,土坝靠致密的心墙或斜墙来阻止渗漏,堆石坝靠致密的上游面板来阻止渗漏。防渗方法是各不相同的,但原则没有区别。”

他又改变姿势,两臂前伸,两手张开,右腿后伸,左腿前屈说:“连拱坝与平板坝就是这样的形象,它们都有坚强的支垛和我右腿一样撑在坝基上。”他又挥动手掌表示连拱坝与平板坝的坝面板,说:“靠它托住水压力,它们主要利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的强度dpB的,又能利用水库高水位时,压在倾斜性坝面上的水体重量帮助坝的稳定。”他又说连拱坝用连拱作坝面比平板坝的平板更能尽量发挥抵抗水压力的作用,比平板坝可减少垛的数目。因此,建连拱坝比平板坝更为经济。

他最后提出结论性的意见,认为佛子岭水库应建连拱坝为拦河坝。他的生动发言,博得专家会议及列席旁听者的鼓掌。

专家会议时,技术室及工务处的青年技术人员都来列席旁听。曹楚生同志已对侧向地震的影响做过初步分析,故在讨论地震问题时发了言。钱正英同志也出席,她详细地谛听了各人的发言,记录在笔记本上。

会后,我们推荐钱正英同志到蚌埠向淮委,到上海向华东水利部汇报会议的情况,也向曾山同志作了汇报,并请他对佛子岭的坝型作最后的决定。

建国前我国已经建成的水库及拦河坝只有两处,一为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四川长寿建的水电站,一为东北小丰满水电站。前者在建设中造就了许多水电专家,很著功绩。后者是东北沦陷时,日本侵略者强迫人民所建的,工程十分草率,这时燃料工业部正派许多专家前往重修。此外,正在设计中的除佛子岭水库外还有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官厅水库,中国专家原已设计了混凝土拱坝,请教苏联专家后,以拱坝设计与施工艰难,苏联还未敢建筑拱坝,故主张改为土坝。佛子岭拟建的连拱坝,苏联专家也不以为然。钱正英同志向曾山同志作专家会议结果的汇报时,也述及苏联专家的意见。曾山同志非常仔细地听了钱正英同志的汇报,最后果断地说:“既然中国专家对提出的连拱坝方案认为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决定采用。”当曾山同志的决定由无线电传到佛子岭时,在工地的技术人员欣喜若狂。

 

佛子岭大学

建国初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特别旺盛的求知欲和工作上的闯劲,他们不懂就学,学懂了就闯出去干起来了。他们在佛子岭工作期间可说是日日夜夜都在学习与工作,没有休假日期,没有八小时内外的区别,甚至在被窝里还在念叨着钢筋混凝土。技术室全体同志和工务处部分同志自动组织学习班,每晚在空着的指挥部会议室里上课。他们开亮电灯,在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自己携带小板凳坐着听讲,膝上铺了一块木板写笔记,他们自称这个学习班为“佛子岭大学”。1952年12月下旬,《安徽日报》曾为“佛子岭大学”登了特写。

他们称我为佛子岭大学的校长,戴祁为教务长,因为学生互教互学,故学生也都是教师。曹楚生来工地前已做过上海交大的助教,在“佛子岭大学”里讲课又最多,故大家尊称他为曹教授。戴祁把各人带来工地的技术书籍收集起来,编号入册,放在技术室的一个木柜里,成立了“图书馆”。我蓄书最多,还有许多美国田纳西流域总署和垦务局有关水工建筑物的资料,都成为大家争相借阅的热门书。戴祁有一次出差到北京,从外文书店买回来许多俄文的技术书,大家开卷一看,其中插图绘得都非常精细,看了都能看懂,就是书上的文字说明,工地上无一人能阅读。恰巧,安徽省新华通讯分社来了一位记者会俄文,大家争着携书请他解释。这位同志很热心,成了义务教师。后来经过指挥部和新华通讯社商定,使他成为工地常驻记者,正式成立俄语学习班。

“佛子岭大学”的课程都是和佛子岭建设密切相关的,为当时各大学所没有的,事前由“教务长”和“教师”约定,准备了教材,油印出来,并把讲授日期用海报公布。届时,学生自动来听课,上课时既不点名也不计出席人数,但几乎没有一个人缺席。

当时我讲了“坝工设计通则”,先讲各种坝型,然后把设计原则归纳为三种:一要有足够的阻力或反抗力抵抗水库中水的推力;二要能阻止压力水的渗透;三要有足够的强度来抵抗应力。又讲了“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指出连拱坝的坝面上有很大水重量的存在是节约坝体混凝土的主因。俞漱芳曾在香港参加建筑事务所的工作,故讲了“建筑事务所的技术管理制度”。他说在事务所里技术人员都不用办公桌,因为他们的生产品是图纸,所以每人面前只放着一块绘图板,板上有丁字尺、三角板,一只抽斗里放的是计算尺、圆规、云形板、橡皮和削尖的铅笔。他做的是高楼的钢屋架设计,先做力学分析作成总结构图,再对各部分结构决定型钢尺度,直到连接构件所用铆钉(当时还不用焊接)都一一计算绘成图纸,图纸尺寸都有标准,可折迭成套,从此以后,佛子岭的图纸都整齐有序,技术室里只有成群的绘图桌了。其他不少同志也担任了讲课,讲的都是经验之谈,如吴溢讲了“建设润河集水库时的民工管理”,戴祁讲了是“佛子岭水库的水文计算”,谷德振讲了“佛子岭的地质钻探及评价”,盛楚杰讲了“钢管的设计”,陈善铭讲的是“溢洪道设计”,朱起风讲的是“拱垛模板的设计”,刘国钧讲的是“弧形闸门”及“金属结构”,陈鲁、童慧生讲了“水工混凝土”。曹楚生讲的最起作用,使大家知道连拱坝与垛中的应力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他并为大家学的材料力学与结构力学作了系统复习。当时技术室的同志又作了一个规定,凡担任的设计任务告一段落时,应在学习班上作一报告,说明设计的原则与成果,并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佛子岭大学”活动频繁,直到施工后期,大部分同志转轨到梅山水库的设计工作,技术室与工程处合并时才停课。

我供应的书籍与资料是解放前由留美及国内的同行为我搜集的,其中有唐振绪在美国为我搜集的田纳西流域总署所建各水库的完工报告,徐洽时为我用打字机复印的美国垦务局专题论文(内有巴特雷脱连拱坝的设计报告),须恺给我的阿尔及利亚连拱坝照片及法文说明书。我把参加过设计与施工的美国佐治亚州摩尔根水电站与大坝的图纸也贡献了出来。我给大家学习的还有丹尼尔米特教授著的《水力发电学》,周文德为我搜集来的《灌浆技术》(法文)和我主编的《中国工程师手册》。这些资料对于佛子岭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曾起极大的作用。

佛子岭工地采取了边工作边学习及技术知识互相交流的方法使大家得益很大,培养出许多知识比较全面的技术人员。佛子岭完工后,他们又参加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等水库的建设,最后分散到全国各处水利水电建设机构工作,均成为骨干技术人员。例如曹楚生于佛子岭等水库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由水利部派到白龙江建设碧口水电站,又到滦河兴建大黑汀与潘家口水库,现任水电部天津勘测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丹江口水库工程一上马,曹宏勋就被调往担任重要施工任务,后来担任葛洲坝工程的总工程师,指挥建设大军拦住了浩瀚的长江,建成了长江第一坝。朱志风现任淮委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正在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规划与设计大显身手。王观平远征黑龙江,现正驰骋于三江平原,要把大片沮低地化成沃壤。蒋富生与左兆熙调往华东水电设计院后,参加了新安江、黄坛口、沙浃及飞云江四个梯级水电站的规划与设计。陈善铭与裘允执调往安徽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后,已完成陈村、白莲崖、龙河口等水库的规划与设计,陈善铭现任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朱伯芳与汪景琦调到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后都卓著成绩。朱伯芳已完成《温度应力》巨著,现致力于水工建筑物的优化设计。汪景琦已完成《拱坝的设计理论与计算》。蔡敬葡现任治淮委员会主任。郭旭升现任安徽省水利厅厅长。程山现任安康工程局局长。赵源仁现任江西省水电厅厅长。“佛子岭大学”培养的一大批人才,都能用“佛子岭精神”展其所长。

佛子岭水库工程能够胜利完成,苏联专家布可夫与沃洛宁及一些青年技术人员的功绩不能不在此提出。在提出之前,应略述当时的环境。

佛子岭水库的建设标志着我国现代化水利水电工程的诞生,但极大多数的建设者们都未出过国,从没有亲眼看到过先进国家所建水电站与拦河坝是怎样施工的。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水利科学的基础原理,很少听讲过这些原理怎样在实践中的运用。唯一例外,国民党政府曾派了一批学者到美国垦务局去受过水利水电设计与施工技术的训练,但在佛子岭建设时这批学者已由中央燃料工业部接收、到别处去工作了,一个也没有到佛子岭。并且在建国初期,我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我国的技术留学生被美国扣留不能回国,技术资料和施工机械统统被美国及其盟国所封锁与禁运,我们所能利用的只是1949年以前的东西。所幸那时还有几位苏联水工专家来到工地,做了多次学术报告,使我们稍开眼界。少数苏联水工专著也在我国翻释出版,给我们传播了新的知识。但那时我们建设佛子岭的工程设计已经完成,并且开始破土施工,有些知识已经用不上了。苏联专家布可夫建议在泄洪管口加一扩散槽使水舌喷向空际,散如细珠。我们马上请黄文熙领导的南京水利实验室帮助,由陈棒廷做了模型试验,知道它的消能作用确实很大,我们设计的泄洪管口图纸跟着就修改了。我们原来安排的大坝施工进度表要在1954年汛后才封洪蓄水,沃洛宁专家建议我们设法把封洪蓄水日期提到六月底以前,在汛前完成,他说这样可使没有封闭的大坝不致受到大汛的威胁,好象手术台上破开肚子的病人,必须先行缝好才可离开一样。我们听了,也完全接受了他的建议。我那时闭门构思了好多天,把分段流水作业法加以改进,使坝体升高得更快些。我向党委及联合办公室提出,大家认为可行,就付诸实施。结果使大坝完成日期提早了6个月,远在汛期到来之前就封闭了过水拱。也有一位外国专家是专研究水力学的,在工地作了头头是道的苏联水力学发展史的报告,但他后来说到我们大坝是建在光滑的基岩面上,有滑动的可能。据他说,必须把坝基挖深五、六米,使垛墙嵌在岩基中才可避免滑动。当时工地上的技术同志都已明白,连拱坝是依靠坝底与基岩间的摩擦力来抵抗库水的推力,没有把坝基挖深的必要,如果把坝基挖深五、六米,即耗时间又费投资,是不可取的。即使政工人员听了也不以为然。政治委员张云峰就不赞成他的建议,会后对我说,如果专家的建议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在今后的10年里可看一看它是否滑动,如果不滑动就证明我们胜利与他的失败。在我写此回忆录时,张云峰同志还和我通信中提供这个铁事,还说坝的完成已经过三十年了,我们都健在,坝也没有滑动,而且在三十年中,坝已久经洪水与地震的考验,而且在1969年汛期因为使用单位提高汛前水位,以致洪水漫坝,坝体仍绝不滑动,可见我们是胜利者。他又说:“我曾把专家建议面告吴觉秘书长,吴觉说专家建议违背学理可不去理他。”

佛子岭工程能够胜利完成设计与施工任务,技术室及工务处一些同志的智慧与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举出下面一些例子。

由我提出的连拱坝初步设计,仅从计算上证明坝基摩擦力能抵抗水库盈满时水的推力,横向地震时每一垛墙都能抵抗九级地震力而有余。但我还来不及计算拱圈与垛墙中的应力,据以作出结构设计,证明应力能为结构强度所抵抗得住。以曹楚生为首,以朱伯芳、我允执、盛正芳等青年同志为助手,费了很长时间去做理论分析与拉计算尺,才把各种荷载下的结构应力计算得一清二楚,证明这些应力能为结构材料的强度所胜任。由于有了这些证明,技术室才敢于发出施工图纸,工务处才敢发号令在坝体里浇筑混凝土。

垛墙是个空心钢筋混凝土结构,浇筑时需要平板式模板。因为缺少实践经验,工务处第一次提出的模板设计是过宽过重的。安装时重心摇摆不定,模板就很不容易就位。木工朱文祥看出了这个模板的缺点,他就向我建议改用狭而高的预制竹筋混凝土模板,浇筑混凝土后预制横板留在垛墙上可以不必拆掉。我就派技术员陈盛源和他一起设计出了竹筋混凝土模板的图样。朱文祥赶紧做了几块样板,但在安装时仍发现它的重量过大不易就位,竹筋混凝土作用下变位很大。结果,大家认为不能采用。他又进一步制造了一种狭长的木模板在工地试用。结果大家很满意。唯安装木模板仍未得满意的结果。我叫技术室的王观平同志就支撑方法进行研究,他很快提出用悬臂梁式桁架梁来解决这个问题,试用后起重工及水泥工(即浇筑工)都认为可行。此后,便全坝推广,当时工地上称这种模板为朱板王梁。

拱圈是个以45度角斜倚在垛墙上的空间结构。起初工务处想用悬空的木模板来浇筑拱圈,他们召集技术人员与木工开了一个现场会,觉得垛墙越向上升高,现场建筑拱圈模板越加困难,工作时对工人也有危险性。他们把这个问题向我提出后,我便想到拱圈的模板应该是钢板与型钢作成的结构,我画了一张又一张的草图,最后决定这个模板的内部结构为三个跨距为13.5米互相平行的三价拱,拱面张以钢板,成为一个半圆鼓,名为钢模壳。每边各用两个支点支搁于垛墙的边缘上,上面用葫芦(即链条起重器)吊在三角架上使它稳定,各支点的下面都放一沙箱,在混凝土凝固后,如把箱内的干沙从阀门里引出,整个钢模壳就下降10厘米,在凝固的拱圈下留出空隙,使钢模壳可升到高处再安装就位。我绘出最后一张草图后,就请技术员朱起风来,对他讲了,他一听就懂得我的设计意图。他回到技术室后,用不了几天功夫,就把三价拱的型钢尺寸与钢板厚度以及支点与沙箱结构都通过计算一一确定,画成了制造图纸。我又请起重队和工务处的同志一道开了一个会,大家都认为可用。我马上就派陈盛源技术员和财供处的同志去上海交铁工厂制造。制成运到工地时,吴溢副指挥长提出在实地使用以前,应安装在一个坡度为45度的山坡上,使起重队实行练兵,并观察沙箱的作用,试验后吴溢同志深表满意,就用此建成全坝20个拱圈。

在建佛子岭时,我国混凝土浇筑技术还很幼稚,当时还不知水灰比为何物,配合时都是简单的1:2:4或1:3:6方式,更不知坍落度及使用加氯剂或任何补加剂。那时南京工学院已有由吴中伟教授领导的比较先进的混凝土试验室。为了使连拱坝的混凝土浇筑赶上时代的水平,我就派了技术员童慧生、陈鲁、杨崇绪到这个试验室去学习。他们回到工地后,就购置设备,建成材料试验室。苏联专家沃洛宁参观后说,这个试验室很先进,是连拱坝质量的保证。由于他们的努力,定出了各部分混凝土级配,使用了加氯剂,制定夏季及冬季混凝土的浇筑制度,使用了插入式混凝土振捣器,并取样作28天及较长龄期的强度试验。为了降低夏季混凝土的入仓温度,我们拟采用拌和水制冷设备。恰巧上海有一制冰厂登报出售,我们就派技术员陈盛源前去了解,制冰厂的主人一听说造冰设备是建设佛子岭水库所需要的,即表示不取任何代价捐赠给了水库。这个冰厂很快由陈盛源及修配厂技工在工地安装起来,制成冰块与低温的拌和水。

佛子岭的材料试验室还创制了加气剂,那时中央重工业部已利用苏联的技术资料制成混凝土加气剂向外发售。后因材料中的松香需依靠进口,以致价昂亏本而停制。我们知道大别山中盛产松香,故向重工业部取得配方,在工地设置简单炉灶进行生产,供连拱坝浇筑混凝土的需要。

连拱坝的垛墙中设有收缩缝,需用二期混凝土把缝填实,但因二期混凝土仍有些微收缩,可在接触面上造成细缝。如要避免细缝,二期混凝土应用膨胀水泥来制造。我从苏联《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看到膨胀水泥的制造方法,只需添加某些化学物质,水泥即起膨胀作用。我请材料试验室进行试验,经过多次试制,竟获成功,故在第二期围堰内的垛墙收缩缝使用了这种膨胀性水泥。

为能使连拱坝缩短施工周期,于1954年6月以前完成,当归功于分段流水作业法。这个方法是王雨洛同志及其同伴创造的,将在后文详述。

佛子岭大坝的坝基灌浆做得很严密,故坝基极少渗漏。这是以陈志厚、王文炜等同志创造性地努力工作、丝毫不苟的结果。

佛子岭大坝高70多米,怎样把混凝土输送到高处,是一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建造栈桥和缆道那时都无条件,购置起重机也需很长时间,故只得采用钢塔提升混凝土吊斗的办法。钢塔就设在垛墙之旁,分成多节,随着垛墙上升而增高,再利用电动卷扬机把混凝土吊斗升到多层竹脚手上作水平分布。我把这个意图告知朱起风后,他很快就提出钢塔等图样,委托上海工厂进行制造。这样配合人力在工地使用,解决了垛墙和拱圈的浇筑混凝土问题。

水电站是由陈骏武电机工程师设计的。起初国内唯一的哈尔滨水轮机只能供应1000千瓦的发电机组,因此第一台机组的出力是1000千瓦。接着该厂能供应3000千瓦的机组,所以第二台是3000千瓦的。又接着,那个厂能供应一万千瓦的机组,故第三台就用一万千瓦的。帮助安装的为戚殿来同志。

 

尾  声

“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踏上连拱坝的坝顶向水库望去,不由人要唱出上面的名句。

沸腾的佛子岭,现在已变成平静的水利水电基地了,它正日日夜夜发出电力供应到皖北的电网中去,放出水量源源长流到浮史杭灌区,增加农田生产与浮运船舶;从前昼伏夜出的豹子当早已循迹深山迁地为良了,代之以兴起的是红鲤白链的鱼乐园。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三十年了,我也垂垂老矣!每想到当年共同创业的青年都已风流云散,天各一方,怀念之情,岂能自己?只望他们能以佛子岭精神继续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而奋斗!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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